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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许贯忠一番深谈，王棣以超越千年的见识结合时局变幻，指点江山，纵横捭阖，终算是让这位隐士“纳心就拜”。
平心而论，许贯忠对天下大势看得足够通透。也正因如此，反而使得他与这个世道格格不入，旁人只当他的见解太过惊世骇俗，完全就是庸人自扰，杞人忧天。唯有王棣与他秉持相同观点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关键的是，对方的言论并非流于纸面的泛泛之谈，是着实让他信服的。人以群分也好，士为知己者死也罢，他确信，自己这一身才干抱负唯有在王棣身边方能大显身手，否则便只能一直“隐”下去了。他可非混吃等死之辈，所需的只是良禽择木而栖。
纳了许贯忠这位幕僚，王棣心情大快，应黄庭坚之邀作客北京国子监时，说了一番勉励的话后，当场泼墨写就一词曰：“……携来百侣曾游，忆往昔峥嵘岁月稠。恰同学少年，风华正茂；书生意气，挥斥方遒。指点江山，激扬文字，粪土当年万户侯……”
自然，其中作了改动，譬如“橘子洲头”改作“永济渠旁”。毛主席的这阕《沁园春》心忧天下，豪气干云，自始至终表现的是一种拯救天下、舍我其谁的责任。
莘莘学子，热血青年，让王棣一番言辞加一阕激扬文字撺掇的满脸涨红，口号喊了一大堆，那场面着实热烈。
翌日，黄庭坚令匠人于国子监前竖石巨碑一方，上刻王棣顺口说出的一句话：
“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。”
治国用文，乱世用武。纵然成了国子监、太学生的精神偶像，王棣也是不曾上心的。
“十有九人堪白眼，百无—用是书生”固然太过偏激，但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却是不争的事实。
读书人因在书斋里刻苦读书而搞垮身子，经年累月下来，大部分都变成了“手不能提，肩不能扛”，“手无缚鸡之力”的孱弱之辈。
再者，读书人由于读书太多，消化不良，而把自己读成了形而上学的“唯书本主义者”，因此尽管胸有块垒，满脑子的想法，但多半属于不切实际的臆想，与现实有着较大的距离，一旦和社会真刀真枪地接触，便处处碰壁，流入纸上谈兵的赵括一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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