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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先帝愤愤地打开柳含烟的状书一看之后，顿时气极反笑，但他也不能发作，只得吩咐侍卫告诉柳含烟，他已经收到状书了，也知晓了柳含烟的“冤情”，正在连夜与当值的官员商议，明早再给柳含烟具体的答复，让柳含烟先回家去等着，不要再在他睡着的时候敲鼓了。
当侍卫将先帝的旨意转达给柳含烟之后，柳含烟却固执地表示，她今晚就要得到先帝的旨意，否则就睡在皇城外，等官员们明早参加早朝时，再将自己的冤情告诉所有官员。
听到柳含烟的回答，先帝气得牙痒痒，可又不敢对柳含烟动刑，也不敢让百官知道此事。毕竟在处理侯康的时候，他确实做了一个违背了祖宗的决定，而且也不符合《圣律》的要求。再加上柳含烟的身份也很敏感，牵扯到镇国公沈桐和御史大夫柳承，他实在是不敢做那种容易引得朝局动荡的事，尤其是在沈桐正率领东境边军与姜国奋战的关键时候。
思虑再三，无奈之极的先帝只能连夜传旨，命刑部按《圣律》暂时收监了侯康，等沈熠有了消息后再按律处理嫌犯侯康。到时候，侯康是杀是放，就看沈熠是生是死了。
得到了想要的结果，柳含烟也不啰唆，立即让人整理东西，回家睡觉。她虽然不是娇生惯养的人，但也不喜欢睡在露天的地方。而且，她今晚来此是为了给自己的儿子讨个公道的，又不是来丢脸的。无论如何，她都必须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会对沈家和柳家造成不好的影响。
经过柳含烟这么一折腾，先帝突然对登闻鼓产生了不好的印象，于是晓谕朝野：“若非军国大务、大贪大恶、奇冤异惨，否则不得击鼓，违者重罪。”算是他对当晚之事的抗议。
后来，沈熠重返京都，柳含烟请来太医会诊，得出沈熠“身体虚弱、失血过多”的结论。于是，在柳承故意的运作下，御史台参奏义泉侯仗势凌人、欺压乡民，并拿出了充足的人证物证。那时，先帝已经驾崩，赵真赵真即位不久，正值倚重沈家的时候，于是顺势削了侯永的爵位，全家贬为平民，家产充作国库。至于当时在先帝耳边吹枕边风的宠妃侯文瑜，早已给先帝殉葬了，谁让她在先帝暮年时最受宠，但却没留下任何子嗣呢，这只能怪时代的无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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