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倭寇作乱，归有光入城筹备守御事宜，并写下《备倭事略》《论御倭书》《上总制书》等，分析敌情，条陈方略，向当局献计献策。后来，他还写下《昆山县倭寇始末书》《海上纪事十四首》等，流露了同仇敌忾的爱国情感。
明代科场上舞弊之风甚盛，虽不重唐代的行卷之习，但是有宗师和大官僚的提携是仕进的重要捷径。归有光久困场屋，对这一科举内幕应是十分明了的。可是，他却绝不从旁门邪道跻身仕途，乡试中举时的宗师张治对归有光十分欣赏，他为归有光后来三番五次不能中举深感惋惜，几次“欲以旧谊招致之”，然归有光“卒守正不一往”。
归有光屡不中式时，穆宗尚未登位，穆宗身边的一位宠幸的宦官慕归有光之名，让侄子拜归有光为师，并几次让归有光进京私谒自己，都被归有光断然拒绝。穆宗登位后，这位宦官权势更大，归有光仍然绝不与之往来，归有光耿介正直、不事权贵的品格，表现在他整个人生的各个方面。在古文领域里，他始终坚持己见，不为群言所惑，敢于与当时统治文坛的“巨子”相抗争。
明代自开国之初的刘基、宋濂等留下一些好文章后，文坛上就开始弥漫起一股浮饰摹古的风气，从永乐到成化的几十年间，久居馆阁的“三杨”统领文坛，提倡昌明博大的文体，作文雍容华贵、平庸空泛，号称“台阁体”。于是，有以李梦阳、何景明为首的“前七子”起来反对“台阁体”，他们主张“文必秦汉，诗必盛唐”，句摹字拟，以佶屈聱牙为高古，李、何等七子致力于诗作，散文并非其所长，但是他们的声势之盛，曾左右一世。到了嘉靖年间，李攀龙、王世贞等“后七子”又继“前七子”而起，推波助澜，变本加厉，摹古之风愈演愈烈。归有光就是在这种散发着霉臭的摹古风气中异军突起的勇士，是一位敢于反抗潮流的文学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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