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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很可惜，慈父这次没把陈树生的话听进去。
或者说，他听进去了，却选择了另一种更直接的方式。
陈树生也没工夫再劝，他手头的事已经堆成了山——必须赶在战争爆发前，把农业和工业的齿轮严丝合缝地卡在一起。
那会儿的场景，现在想起来简直魔幻得可笑。
所有人都在争论集体农庄的产量，讨论五年计划的指标，为城市和农村的利益分配吵得面红耳赤。
会议室里烟雾缭绕，文件堆得比伏特加酒瓶还高。可就是没人愿意抬头看看窗外——邻居家的烟囱日夜不停地冒着黑烟，坦克工厂的机器声隔着边境线都听得见。
陈树生有时候半夜从办公室出来，站在走廊上，都能听见远处隐约传来的金属撞击声。
那不是他们的工厂，声音是从西边飘过来的。
可那些争论不休的同僚们，好像集体得了选择性失明，硬是看不见人家已经在磨刀了，而且磨得锃亮。
“再这么下去，咱们都得进奥斯维辛当肥皂。”
陈树生有次在酒桌上半开玩笑地说。
结果在座的人要么没听懂，要么觉得他在危言耸听。
最讽刺的是，就在他们为拖拉机产量斤斤计较的时候，隔壁的坦克装甲都已经开始量产了。
现在想想，那会儿最可怕的不是敌人的威胁，而是自己人这种近乎天真的盲目。
就像一群人在即将喷发的火山口野餐，还在为谁该分到更大的那块馅饼争得不可开交。
托派那帮人整天吵吵嚷嚷的，活像一群聒噪的乌鸦。这边刚有人拍桌子喊“无聊，我要看到血流成河”，那边就有人扯着嗓子煽动“发财吧，农民兄弟们！”。
后面那个暂且不论，但前面这个必须得掰扯清楚。陈树生其实跟托洛茨基私交不错，毕竟这位苏联红军之父"
确实有两把刷子。
虽然他的某些主张跟当时大洋彼岸的局势有些出入，但本质上并不离谱——人家的大方向是想通过世界革命来打乱敌人的阵脚，这思路本身没毛病。
问题就在于，时机不对。
苏联自己都还没站稳脚跟呢，就想着去掀别人的桌子，这不是找死吗？
𝙱 𝒬 𝙶e 9. 𝑪o 🅜